我试图以写“史”的方式，记下村庄人的命运和尊严。——题记

牵着小孙女的岳父（摄于2014年正月初一）

牵着小孙子的岳母（摄于2014年正月初一）

1、青春

1973年，农历癸丑九月十四日凌晨，我曾爷爷寿南（哲富）先生即将告别人世。我岳父闻讯急匆匆赶到他的身边。寿南先生坐在太师椅上，他勉强睁开眼睛问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他以人生最后的意志力，一直捱到屋外一丝晨间的光亮从窗檩外透进来，并从自己的长孙口中得到“寅时”这个确切答复，终于闭上眼睛，溘然长逝。曾爷爷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五月二十六日申时，享年78岁，无疾而终。他死后就葬在后山杉树窝，至今，每年农历年三十正午，村庄祖堂里请过神后，我们去给爷爷上坟，都会路过他的坟前，并点上一柱香火。

就曾爷爷哲富而言，弟弟的遇害，是他人生中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变故。事实上，早年他父亲明朵中暑暴毙时，哲富正是跟着自己的弟弟，投奔了四房太爷明祖家做长工，才迎来自己的人生转机。

在他有生之年，他终于能够欣慰地看到，之前三代人丁不旺的历史，到他这儿彻底结束。哲富太爷爷生有两子两女，我爷爷孝先为长，叔公孝贤次之，两个女儿早年出嫁。孙辈当中，岳父是长子，大姑桃华未进过学堂门，二叔友义尚读小学，三叔友礼、四叔友智尚都还年幼，五叔友信两周岁未满。还要过三年，我五叔友恭才会来到人世。曾孙辈当中，我妻子燕是老大，出生刚半年。

就在头年底，岳父从两百多公里外的柘林水库工地回来。过去两年，这个农村青年，一度和家里隔绝了音讯，连春节也是在工地上度过的。

提起那段苦难的日子，我岳父说：

我们这一代人，是吃了不少苦头的。小时候，家里人多，也没什么吃。大冬天经常打个赤脚，满田地跑。那时候，你孝贤叔公师范毕业，在村小教书。我刚四岁，就跟着在学堂里跑进跑出。

后来上到初一，一个学期没上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莫名其妙就辍了学。说起这段短暂的上学经历，岳父满腹遗憾，“现在还记得，当年写字还用毛笔。老师改作业，也用一支毛笔，醮的红墨水，写得好的打一个圈。我后来一直想，为什么这辈子缺乏成就，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底子薄。有不认识的字，光靠你去猜，一百句也猜一个字不着，不比猜谜语。

正在这时，全国广泛开展的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设施，让这个偏远山村的农村青年，有机会进入到高度组织化的集体生产当中。

没了学上，呆在家里无所事事，也吃不饱肚子。当时各地正搞农田水利大会战，在青壮年劳力里面抽工。我们附近的梅水电站正式开修，于是也跟着去了，15岁才满，跟在一大堆大人后面，赚上了工分。

梅水电站建好，柘林水库开工建设。当时正从全省调人，我们黄坭坵一个生产队，抽七个人，我也报了名，选上了。

柘林水电站号称全亚洲最大土坝。上十万人驻扎在那里，班排连营建制，出工时由班长打红旗，喊口号“一二三”齐步走，步调一致听指挥，完全就是军事化管理。像我们仁乡去的，就编成仁乡营，再往上就是团，一个宁县去了上万人，就被编作第四指挥部。最基层，连一级，每连都设指导员，工作上分工协作，专门设有后勤服务，有人养猪种菜。

去了整整两年，晚上睡觉就打通铺，春节也不回来，有时候给家里写封信，说说自己的情况，也没有回音，也不晓得收到没。那个时候，读毛主席诗词“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真是这样。

有关柘林水库当年的建设情况，相关史料是这样记载的：

柘林水库大坝建成于1975年，作为亚州第一大土坝，长630米，高70米，底宽425米，由柘林大坝拦修河之水而形成的柘林水库，在发展旅游前，是我省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这座大坝建设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于1958年8月1日正式开工，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工程在1962年5月停建；续建工程是1970年9月1日正式开工，当时全省组织了南昌、九江等地劳工和知青共10万建设大军参加这一工程建设，由于当时科技落后，机械很少，劳动大军大多采用肩挑手抬的原始方式进行建设，充分发扬了艰苦奋斗、人定胜天的精神，终于使这座亚洲第一大土坝巍然屹立起来。

肩拉手扛、人定胜天，干劲热火朝天。当岳父所在连队完成为期两年的任务，已是1972年底，有部队来到岳父所在的工地招兵。在那个年代，农村青年如果能够招上兵，再通过漫长的招兵提干机会，最终就能实现“跳农门”，吃上商品粮，端上“铁饭碗”，这几乎是农村青年改变命运唯一途径了。岳父填了表，表交上去，眼看着政审和体检都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打乱了他的人生计划，差点让他丢了性命：

营地里有人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疫情扩散开来，我也染上了。我所在的第四指挥部当即被隔离了起来，直接变作了传染病区四分部，又挂一个很大的招牌，“传染病区，严禁通行”。病好后，又隔离了一个月，才放出营地，算是被遣送回来。回到老家生产队上，给补记了一个月的工分。

时移势易，当年的柘林水库，如今有了另一个美丽的名字，“庐山西海”。从字面解，位于庐山西面，像海一样广阔。多年前，大广高速的建成通车，让与世隔绝、偏居一隅的柘林水库，成了必经之地，一时间，“高峡出平湖”，库区成了当地重要景区：

庐山西海（柘林水库）位于中国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武宁县之间，以柘林湖之名和云居山联合列为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柘林水库全域包括宁县、武宁、永修、铜鼓、奉新、靖安和安义等7县，面积14700平方公里，耕地241万亩，人口近200万。1

在水库建成二十余年后，另一场著名的水灾，让这个几乎消失在历史记忆中的著名水利工程，再度回归人们视野。那是1998年，全国水患，长江水位远超历史警戒线。一时间，地处长江边的九江城市一湖高悬，危如垒卵。九八抗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事后也有说法认为，柘林水库的早年建成，发挥了强大的蓄洪能力。

水库发挥调蓄能力，使修河洪水基本得到控制，下游抗洪能力由过去的不到1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

每一年，我从杭州回黄坭坵，柘林水库成了必经之地。有一段公路桥，从湖面飞架而过。每次路过这儿，偶尔下车，驻足片刻，当年的气吞山河、红旗漫卷的场景，早已化作两面青山倒映，碧波一顷。鲜为人知的是，在波光平静的背后，却联结着岳父这一代人的青春芳华。

重新回到村里，当年底，岳父母结婚，和父辈分了家。分家时，两人分到老屋中单独的一间房，一张老掉牙的床，外加三升米、一升谷，这就是全部家当了。

村里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每个月，都有两三场运动和批斗。受批斗者双手被反绑，插上标签，由民兵押上主席台，下跪或打耳光，台下群情激昂，革命激情四溢。

局势仍然变幻莫测。红卫兵忙于揪出现行反革命，实行“造反有理”，各派之间争斗不休。有一名村民上午刚被打成反革命，被插上牌子在村里游行示众。可是，到了下午，场景就奇异地发生反转，上午的“反革命”，此时成了革命者，迎来解放重生。上午的革命者，此时却被打成了“反革命”。于是，反剪着双手押解游行的场面再度继续，只不过，主角的位置已经作了替换。这些场景，烙在岳父的记忆里，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那时候生产队的农活任务，也不知道是怎样完成的？”

这年冬天，一次批斗会开过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冲进村民友庭家中。友庭出身地主，是村里的重点专政对象，以嘴硬出名，“文革”期间吃尽苦头。当天批斗会刚开完，不满会上被打耳光，老人在火塘边烧茶水，盯着刚打制好的一把崭新的铜制沏壶，狠狠地说道：“再怎么批斗，难道你还敢拿走我家的茶壶。”结果这话早被严密监听的革命群众听去，立马就有人举报说：“这万恶的地主崽，还敢向共产党队伍发起恶毒进攻，这还了得！”当夜，革命队伍就冲进家里，不仅取走了茶壶，又赶走了猪圈里的一头肥猪。

乡村里告密成风。谁家偷偷砍了树，哪家偷养了家禽，都被一一如数举报。村子里友财一家，“文革”时下放到偏远的深山老村。为了躲避政治运动，不得已，友财投靠一户红军老革命人家，认作义父，想借机改变家庭成份。然而，友财的举动，没能躲过革命群众的“火眼金睛”，他的地主身份再度被挖出。“恶毒拉拢腐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让友财背上了新的罪名。

曾爷爷哲富去世这年，岳父20岁未满，挑起了生产队长的重担——

黄坭坵一直是大自然村，公社组建划做一个生产队。打解放初，一直是村里的孝祧担任生产队长，二十多年中没换过人。那时候种两季稻，早稻一亩能收550斤，孝祧为此出席过江西省农业学大寨先进，有一段时间蛮红火。后来孝祧年纪也逐渐大起来，大队上生产又抓得紧，就有点顶不太住，慢慢干不下去了，点名说：“这个生产队长，我看只有友仁才能当。”一个生产队，一百三十多劳动力，我就这样当了家。

我那时候人年轻，脾气又横，遇事骂骂咧咧，拿刀都敢上。这些年，也是步步随着家庭，又在社会上跑，习性磨掉了，人也就慢慢发生变化，哪怕人家一巴掌打在脑壳上，自己摸一下就算了。我书读得不多，种田却是把好手，扶犁掌耙，砌坎耘田，样样拿得起。一个生产队的男女老少，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全听我分派，不服气不行。

记得那时候去集镇上担化肥。三四公里路，单边要一个小时，我长期担两包，一包一百斤，值四个工分。家里做一天，只有十个工分。

说起来年轻也是本钱，记得那时用大碗吃酒。有一次和发小奉淳、慧丰三人凑在一起，饭吃完，上一碗酸菜，看见这，奉淳高兴地说，这东西，下酒好，提议一人一大碗酒，直接用嘴咬住碗沿往嘴里灌。干到后来，不知谁提议，看看今天有谁能吃三碗，结果三人谁也不示弱，含着碗，又是一口干。三大碗一斤半，醉得东倒西歪扶回来。

燕的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温馨，也带了新的负担。我岳母至今记得那时候的生活情景，“一碗芥菜粥，里面放几粒米，就是一家人的晚饭了!”吃饭在老屋过道上，饭桌边上，就是老砖砌着的鸡橱，吃饭时，鸡橱的味道，一阵阵飘过来。

年轻人结婚分了家，就表示了自立门户。当然，真正的人生自立，还得从造房算起。大概也就从那时起，岳父下定决心，要造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岳父说：

造房子先得砍木材，生产队里农活紧，只能利用晚上工夫。下午收工出发，走到山脚下，天已经暗了下来。山上树木砍好下来，把随身带的大米交给附近老乡家里开火，煮好吃好，就往回赶，全是夜路，跑得熟了，知道哪里有沟坎。那时也没有电筒，去的时候，带几块干的杉树皮，回来的时候，手上拿一块，另两块绑在树上备着。遇沟涉水的，点着照两下，也不能长点，否则一会就烧没了。两根湿树，百来斤，打个人字叉，中间绑个横杠，到家时基本上凌晨两点。

陆陆续续砍了三年，前前后后总数积下三百来根木材，这样一来，房梁屋檩就算有了，又去担石灰，用来打地基。石灰场在十五里开外，想着要带队下田，舍不得占用白天赚工分的时间，还得打夜晚的主意。头天晚上睡觉之前，先系好一对箩框和绳索，就放在床边，一觉睡醒，爬起来扁担一夹就出了门，走到石灰厂时，天才乌乌亮。一担石灰，连篓有一百一二十斤，中途歇一脚，就着路边的井水喝两口井水，复起肩，又一口气担回。

到家后，社员还没起床。自己也不急着歇，先把石灰往堂前一撂，站在地场上，喊着“开工了”！前屋喊一嗓，后屋喊一嗓，方才进屋洗把脸，手里端碗饭出来，社员们这时陆陆续续起床了，就开始安排生产队一天的工夫。今天谁去干嘛，谁去干嘛，这一天就又开始了。说到这，岳父笑道：“那时候也奇怪，人就是磨不死。不像现在人，走两步路，也要说累了。”

房子正式动工，是1976年，那时候老燕（我妻子）已经3岁了，老兴（我大舅子）刚刚出生。造的是一层的瓦房，正中一个堂前，东西厢房各一间，顺西厢房一侧走进去，就是厨房、厕所和猪圈。用的全是黄泥砖，后来中途更新了一下，地基没动，用树把屋顶顶起，把上面一圈拆成煤烧的红烟砖，就这样一直住到1997年，才全部拆除，重新造了现在的砖混结构二层新楼。

房子刚开始动工，世梅书记就来了，动员要我去搞农村“社教”。那时在生产队，世梅当书记，我当队长，两人是老搭档。我回他一句：“家里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坐在鸡橱边吃点饭，这个样子，哪里去得了啊。”

世梅答道：“那你不要有意见啊！”我年轻时是个火爆脾气，他是怕有这样的机会不通知我，我会胡搅蛮缠呢。后来世梅把这个指标给了他妹妹，他妹妹从搞“社教”起步，后来提了干，就这样，一步步提拔到县计生委主任，几年前才退的休。

两年后，“社教”又搞了一届，这次我主动报名去了。先到附近的古坎乡，半个月就提了工作组副组长，兼“四清”组长。一个多月后成了预备党员，下半年转到桃乡，十个月预备期满，提前转了正。一九七八年底，国家拨乱反正，“社教”运动停止，再度回到生产队上。

提到“社教”那段经历，岳父念念不忘的是一个叫李国庆的老伙计。两人被从全县各生产队抽调上来，一起派驻桃乡，李当工作组组长，岳父是副组长。两个年轻人，就这样互相配合，同室共寢，一起足足呆了一年。后来老伙计从这里起步，就此走上行政领导岗位。岳父说，如果“社教”再搞一届，他也许就从农村走出了。岳父总结这些人生际遇，感叹造化弄人，却也并不过于沮丧。

2、“万元户”时代

我妻子燕有关小时候的回忆，最为难忘的，莫过于每年放暑假跟着父亲干农活的情景。

父亲在前头，女儿在后头。头顶上烈日暴晒，身下挥汗如雨，湿气腾腾，稻草刺粘在皮肤上，痛痒难忍。父亲干活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一个女孩子，年纪尚小，努力跟上大人的速度，丝毫没有任何照顾，那是一种怎样的艰辛呢！

可是，回忆这一切，燕的内心却又满是温情。父亲带着女儿，一边干农活，一边三言两语地交流着。不时询问在校情况、学习生活，交流思想动态和看法，背影之下，能够感受到父爱的宽厚、体贴和平等。盼暑假和怕暑假，成了妻子燕小时候最复杂的感受。

大舅子老兴则回忆说：“我爹做事情手脚快。记得有一次，农活忙不完，请了同村村民寿久来帮忙。我爹负责割稻谷，他来不及捆稻杆。我爹担谷子，他就来不及脱粒，好不容易做满一个上午，再不肯干了，因为跟不上趟。后来再请另外的村民，也只做了一个上午就开了溜，跟不上我爹的速度。”

1982年，村庄分田到户，次年，岳父就成了村里的万元户，坐上了全公社的主席台。

当过生产队长，又正当壮年，分田到户，挣脱了大集体束缚，这个曾经带领上百号叔伯辈社员们大干农活的农村青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开拓精神。那一年，岳父买回了全公社第一辆自行车，骑着这辆自行车进出，这个年轻的万元户，内心洋溢着自豪。

关于这辆自行车，给妻子儿时带来的，同样是满怀温情的回忆。周末结束，返回乡中寄宿，燕坐在自行车后面支架上，逢有爬坎过沟的，父亲也不让女儿下来，自己脚先着了地，然后一把跨下来，稳稳地扶着车把手，就那样把女儿小心翼翼推过。

岳父学会骑自行车，还是在1979年。那年，跟着我爷爷一道，岳父第一次去往北京部队，探望参军在此的叔公孝贤。说起来，解放后，孝贤叔公算得上村子里最早走出农村的一个。宁县首届师资培训班毕业后，在村小教书多年。1966年弃笔从戎，经过13年的军营历练，这个当年的乡村教师一路提干，成了解放军空军航校西安工业学院北京飞行基地的一名团职军官。那一回，在北京，爷爷和岳父住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两人第一次去了天安门，看到了威严的毛主席像，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游览了长城、故宫。在部队营房，岳父第一次学会了骑自行车，这些细节日后被他无数次提及，成了人生当中最为快乐而荣耀的时光。

也就在那一回，在叔公部队的营房里，我岳父和常青的儿子友国不期而遇。友国正是常青与廖护士生育的次子，其时还在长春光学机密机械学院上学。因为湖北老家路远，回去不方便，在父亲安排下，逢上寒暑假，友国也不回家，就寄住在部队的这个堂叔家里。一个是乡村里的年轻生产队长，另一个则已是天之骄子，这个农村家族的两支后人，就这样伸出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分田到户前，岳父被公社党委派驻到邻近的红旗大队当支书。整个红旗大队，有社员一千多人。

这成了岳父社队工作经历的最后一站。大队人员复杂，社员们“不务正业”，忙着搞“副业”，割椽皮、割木板、上山掮树……几届支书都搞不好。之所以叫红旗大队，就是要把“红旗”插进大队。大集体时代接近尾声，政策出现松动迹象，一片人心思变。回忆这些，岳父说：“有多少人的心思能在田里呢？！说来说去，统购统销，提留又重，地方百姓总得谋条活路！”

岳父自己也是备感生活沉重。1978年，小舅子老旺的出生，让这个农村小家庭人口增加到了五口。孩子上学，各项日用，一家人吃喝拉撒，都压在岳父一人肩上，光靠那一点口粮田，有时确实让人难以看到希望。

1983年，仁乡信用社招录农村信贷员，把一个乡划做若干个片区，每一名信贷员负责一个片区，各自包干片区的信贷业务。大集体时代，农村信用联社面对的是各生产社队。现在，分田到户了，这个客户群体，就直接变成农户家庭了。春种秋收，农药化肥，种子薄膜，生产资料，都需要信贷投入。需求量大了，业务也更零散，走家串户，信用社原有的几个人手，就远远不够了。

岳父参加“社教”运动的工作经历，帮了他的大忙。那还是担任“四清”工作组组长时，岳父学过一些基础会计，又学会简单的借贷法。想着总这样在社队里混，也不是个出路，于是报了名，从农村行政事务脱身而出，专心致志地做起了农村信贷员，农田收入之外，自此多了一份微薄的劳务补贴。

为人仔细，干活踏实，不计较得失，岳父很快在这个全新的岗位上，找到了新的人生支点：

每天早上，提个包出去放贷，这一天就不能退回来了。农村不比城里，可以就近店里吃个饭，一来时间上不允许，二来面子上也下不来。农村人好客，一大早碰到，上茶时就说，“中午就在我家吃中饭，”口头上先应承了，“好的！”中饭就解决了。也有口头上叫你吃饭，心里却在打你那贷款的主意，要么想逾期不还，要么想一借再借，碰上这些问题，哪个家里能去，哪个家里不能去，心里早得有个谱。年终催收贷款，碰上长年欠账的户头，吓吓试试，“不还是要罚息的！”也都是看人打卦。

除了日常信贷业务，信用社里搞年终决算，日常运营盘点，都会把岳父叫过去。去一天，管两顿饭，有酒喝，还发两包烟，这一切，让岳父颇有满足感。信用社的汪开主任，跟岳父做了多年老伙计，下村放贷时，也喜欢把岳父叫上，带上个帮手，也看得出于对岳父的信任。去的时候，汪开主任信贷业务谈好，又趁着饭前打一通麻将。趁这会功夫，这一头，岳父帐面都已做好。回来时，酒足饭饱，酒席上主人发的香烟，汪开主任悉数塞给了岳父。岳父说：“我也知道他这些业务公私兼顾，不过也知道我老仁口风紧，从不多打听，”说到这，又接着回忆，“有一年，老开骑辆摩托车，车后夹20万现金就用塑料袋捆了，人到信用社，钱早已不知去向，脸吓得煞白。后来，事情也没了下文，账也不知怎样就挪平了。”岳父说这些时，脸上仍然带着平静的微笑。

上世纪九十年代，持续增长的农村劳务收入，让岳父负责的存款额度，逐年增多。他以自己的细致和勤勉，帮助他赢得了口碑，也让他在乡村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农村人打工在外，钱就从沿海各地源源不断汇入，也不汇银行，直接汇到岳父户头上。岳父为此甚为自豪，“做农村信贷，最讲究的，就是‘诚信’二字。都晓得我老仁这一世人，脾气硬，讲信誉，说起来，二十年下来，一笔没错过。”

岳父也明白农村务工人的心理，打工收入不寄家里，一来怕老人家弄错，二也想增点利息。换句话说，汇到岳父名下，比汇给自家人，看上去还要妥贴。通过这些汇款，岳父也不时帮着做一些民间借贷。小到三百五百，大到三千五千，一笔一笔，积少成多，不厌其烦。“年底回来一次结清，我在中间赚点利息差价。”尽管这看上去多少有点儿“夹公带私”，可是，却也弥补了做农村信贷员微薄工薪之不足。在妻子燕看来，身处农村，家里之所以一直过得还殷实，跟父亲的性格中这种勤恳、诚信与机灵，是密不可分的。

“要不然一家五张嘴，怎样对付得过去！”岳父说。

有关岳父这一段人生经历，我的记忆异常深刻。那些年，每到春节返乡，岳父家里就人来人往。出门打工的都回来了，都得赶在年底前结一下帐。有时候，天很晚了，吃过晚饭，岳父还拎一只包，骑着摩托车出去了，说是想看看某某人今年回来了没有，很多时候则是失望而回。农村人，欠帐多了，有时连春节也不敢回来，为的是避一下这年的债务，其间隐含着多少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