桔子派对万能开挂神器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意思(长征中，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近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在观众中引发热议。该剧以红军长征为背景，真实再现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突破乌江、四渡赤水等场面，展现出恢弘如史诗般的故事。

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但当年的诸多历史细节却鲜为人知，尤其红军经过湘江战役、通道转兵、黎平会议之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考验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那一段历史，更是为人所倾服。

遵义会议的那些历史细节

1935年1月15日、16日、17日，在遵义市老城一幢坐北朝南、临街而立的两层楼房里，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次被称为“生死攸关之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甩掉共产国际的“拐杖”，开始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无比精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在此刻选择了遵义。

担架上的谋略

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在毛泽东看来，转移途中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目前红军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或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很有可能一着不慎就全军覆没。

其时，毛泽东因经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身体非常虚弱。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凑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敌机轰炸，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长征一开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张闻天身体没什么毛病，时而骑马，时而步行。

路上，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毛泽东对此也是心急如焚。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却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对行军路线的建议。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后，有时便不坐担架，到各个军团去看看。

1934年12月20日，部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此时的张闻天因身体不好也坐上了担架。橘园里，他和王稼祥头挨头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的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

橘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定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

立下头功的“反报告”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地加以批评。他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张闻天的发言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日的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从而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关键一票”的关键作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20人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王稼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接连失败，“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完全同意。

多年后，伍修权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正是王稼祥这“关键一票”，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与会者的“唇枪舌剑”

张闻天作“反报告”的话音刚落，毛泽东便一反常态，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他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却都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唯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归根到底是军事策略和指挥的问题，是李德和博古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优良传统，脱离红军实际情况所造成的恶果。毛泽东的论述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两条泾渭分明的军事路线激烈地撞击着、冲击着每一个与会同志的思想。

素来谦逊稳重、宽厚慈祥的朱德，这次也声色俱厉地追究起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他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样仗？”同时，他还严肃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那些来自作战第一线的指挥员们，出于对错误路线危害的切肤之感，个个言辞激烈，会场出现一片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在红军指挥权的场面。之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主张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毛泽东出来指挥。

就在这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苟坝会议：毛泽东的坚持挽救了中国革命

苟坝会议是1935年3月召开的一次极为特殊、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临时性的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数以万计的大小会议中恰如一个不起眼的长篇故事中的“细小情节”，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少有提及甚或不为人知，以致这个会议的详细地址，竟然在长达半个世纪中一直未能被当事者准确地记起和党史研究者准确地定位。但正是这个细节，决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走向和成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

遭到否决的建议

1935年3月10日深夜，遵义以南50多公里的小山村里，那晚缓缓移出一袭微弱的灯光。那是一盏马灯。它的主人是时年42岁的毛泽东。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山村小道，谁也想不到，在那盏马灯伴随着那个身影在那个夜晚走过之后，这条小道就和未来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渡长江计划虽因受川军阻截未能实现，但红军经过一渡赤水、二渡赤水（土城之战后毛主席亲自指挥中央红军从茅台镇二渡赤水），激战娄山关，再占遵义，并于3月4日特设了一个新的军事指挥机构——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毛泽东为司令员、政委（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强化。

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驻扎在遵义县平安乡苟坝村的中央政治局和军委，接到了时任红一军团长、政委林彪、聂荣臻联名发来的“万急”电，电报建议红军攻打驻扎在黔西县境内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的黔军军阀王家烈纵队，为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打开通道。

一个多月前在遵义会议之后接任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立即召集政治局成员和红军高级将领共20多人讨论林、聂电报（史称“苟坝会议”），会议从早晨开到夜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毛泽东提出关于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建议。他没想到，这个建议却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否决。他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据理力争，结果非但没能争取到大家，而且会议还通过急转直下的表决，作出了取消他刚刚就任不到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

毛泽东作最后的努力

夜色渐浓，毛泽东心潮翻滚，红军的命运在脑海里激荡。在他看来，几个小时前的高级军事会议，虽然不能说是犯了个低级错误，但进攻打鼓新场国民党之黔军的决议，起码是过于仓促，过于武断了。他完全能够理解红军指战员一心要扩大战果、渴望战斗的心情。甚至，他也赞同有些领导人的考虑，占领物产丰富、商业繁华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有利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是，诸多的不利因素被大家轻而易举地忽视了。一方面，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之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大家心气很高，但综合力量比较疲惫，而且处境孤立，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场的国民党黔军固守和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而且各方援军就近机动，召之即来。

作战命令即将发出，打鼓新场之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毛泽东觉得，如果两军对垒，红军将很快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必须即刻上路，去找周恩来进行最后的说服，作最后的努力。

一次又一次的艰难选择

历史，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艰难的选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史学家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于今已成共识。

但是，当我们走进苟坝会议的深处，就会渐渐发现，这种说法必须基于一个辩证、务实的理念：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也是遵义会议的收官之作。换言之，遵义会议的精神，在苟坝得到了落实；遵义会议的主张，在苟坝得到了贯彻；遵义会议的选择，在苟坝得到了更加具体的确认。

这是历史留下的一道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连环选择题。

对于宏大的历史来说，遵义会议无可置疑地成为了党和红军的伟大转折。通过这次会议，产生了新的党中央负责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取消了党中央领导军事的最高核心军事“三人组”。但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只是通过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没有明确领导工作。而且遵义会议还作出决定，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但情况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队伍往往是白天行军、晚上研究重大问题，20多人的会议七嘴八舌、枝蔓横生，有时争论不休，有时议而不决，耗费精力、贻误战机在所难免。

躲过了堪可灭顶的劫难

历史湮没了很多细节。在80年春秋更替中，我们早已无从得知那天晚上毛泽东同周恩来分析战况时的神色和情景，只能从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口中，约略地亲近那个独特的夜晚——“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事实上，3月10日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便回到住处，到深夜写好作战命令，刚准备休息，毛泽东就提着马灯来了。

次日，苟坝会议继续进行。会上，周恩来、朱德同红军将士们摆情况、讲形势，力陈利弊，张闻天等领导人也从善如流。如此一来，前一天通过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之敌的作战计划，彻底翻了盘。接着，会议又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就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同时，国民党之滇军孙渡所部已经从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场进发，川军各部正虎视眈眈，敌人以8个师之众的兵力正伺机对红军形成合围。

而此时，由于作战计划的临时改变，红军以静制动，躲过了堪可灭顶的劫难。

苟坝会议，一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在遭受孤立时的坚持，不仅挽救了红军，彰显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也进一步树立了他在红军中的威望。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正式成为新的军事三人组的主要指挥者，成为革命队伍的领导核心。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在此后的军事生涯中，他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把战争艺术演绎得出神入化。最终，他和他的战友们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乘着胜利一路北上，直到黄土高原的吴起小镇“锣鼓响，秧歌起”，直到“三军过后尽开颜”……（来源|读者报 作者|黄可欣 李惊亚 张瑞杰 蒋芳 李鑫 褚银 章世森 晁华 王西亮 王建柱 曲爱国 张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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