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麻将必赢开挂神器潜心贯注的意思(文化湾区 - 离群，是为了回家——萧红在香港的岁月)

萧红生命的最后两年在香港。在这里，她孤苦寂寞、病患缠身，抱病完成《呼兰河传》等名篇。 萧红的香港岁月，是一段回归精神故园、文学原乡的“回家”之旅。

■蔡益怀

“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那一年，在西安，她和萧军正式分手。在和诗人聂绀弩的一次长谈中，聂说，“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她这样回答，“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且声言自己会掉下来。

这似乎是一个谶语，预示着她的命运，生命旅途上最后的人生姿影。

这只离群的候鸟，一个转身南下，告别了奔赴烽火前线的同伴们，也告别了一种创作道路。

她和端木蕻良在武汉结为连理，而后去了重庆，最终落脚于南国小岛香港。在这里，她度过了一段孤苦寂寞，病患缠身的颠沛流离岁月；同时先后完成长篇力作《呼兰河传》《马伯乐》，以及《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骨架与灵魂》等优秀篇章，取得文学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

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的海潮，面对碧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萧红给内地友人白朗的信中写道。

香港给了她一张书桌

1940年1月，时年二十九岁的萧红与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寓居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三号。

他们的到来，在香港文化界掀起一阵小小的旋风。

萧红与端木蕻良合照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彼时的香江文坛卧虎藏龙，名家荟萃，许多著名的作家、文化人寄居于此，许地山、茅盾、叶灵凤、戴望舒、徐迟、萨空了等等，要么在这里教书育人，要么从事文化传播工作，香港俨然成为战时中国的一座文化重镇。

萧红、端木二人刚安顿下来，时任《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主编，兼任“文协”干事的戴望舒便登门造访，并邀请二人到他的“林泉居”别墅做客。叶灵凤在他主持的《立报》副刊“言林”刊发他们到港的消息。“文协”举办全体会员聚会，为他们接风。他们迅即打开局面，活跃于文化圈，一时应接不暇。

然而，一个有纯正文学质量的人大抵不会热衷于酬酢交际。萧红终究不是一个会满足于表面风光的人，她的心另有所属。一如叔本华所言，“孤独地生活是所有伟大灵魂的宿命”，萧红很快就退回到自己的世界。如果抑郁是她的生命底色，那么寂寞就是她的人生常态。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加上时常病患缠身，加深了她的乡愁与孤独感。在给内地友人白朗的信中，她这样写道：

“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的海潮，面对碧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

现实的苦楚无从排遣，文字却是释放寂寞的最佳出口。她以笔为轻舟寻路故园，做起怀乡梦。四月，小说《后花园》完稿，很快就在《大公报》副刊发表。这个作品写透了孤独的情状：磨馆冯二成子暗恋着同一个院子里的赵家小姑娘，可是不曾表露分毫。女孩出嫁的那天，他的头埋得低低的，蒙着眼罩的小驴静静地一圈一圈地拉着空磨。赵老太太让他帮忙装车送行，他送到郊外，一程又一程。晌午时分，他原路返回，走到半道转身望向远方，一点影子也看不见。

“蓝天凝静得那么严酷，连一些皱褶也没有，简直像是用蓝色的纸剪成的。”

孤独是有颜色的，一张纯蓝色的纸。试想，没有承受过孤寂之苦的人，何以得此神来之笔？

气候环境的不适不难克服，倒是同道的猜疑更令人困扰。萧红、端木离开重庆，走得仓促，没有让太多人知道，这引来一番非议。胡风对她的不辞而别，反应甚为激烈。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他们“秘密飞港，行止诡秘”。纵使萧红离世后，胡风也没有谅解她，他在《悼萧红》中写道：“她忽然没有告诉任何人，随他（端木蕻良）乘飞机去了香港了。她为什么要离开当时抗日的大后方？为什么要离开这儿许多熟悉的朋友和人民群众，而要到一个她不熟悉的、陌生的、言语不通的地方去？我不知道，我想也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目的和打算吧？这样她就和内地远离了，她的情况我们也无法知道了。”

流言刺伤了萧红的心，她在给好朋友华岗（曾任《新华日报》副主编）的信中，对胡的“乱语”表达了不满，不过仍相信“他大概不是存心诬陷”。华岗有意代她向胡风解释，她婉言谢拒了，认为去向一个自以为正确的糊涂人解释，恐怕适得其反。

说来，萧红与萧军的分手、与胡风的隔阂早有端倪。

在内地时期，萧红于众人高举“抗战文艺”的大旗，吵着“作家上战场”的时节，已经对“我”与“我们”的关系，有着自己的想法。她意识到要成为“我们”，首先要承认“我”的存在。否则会不知不觉地隶属于别人，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和理智。她在给萧军的书简中说得很明白，“我想我们吵嘴之类，也都是因为了那样的根源——就是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她在文学观念上跟他们渐行渐远了，且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这无疑是萧红在文学创作上实现精神独立的表现，而她的“告别”不为大家所理解，也就不难推究因由了。

她需要一个回归精神原点、文学初心的栖息处，而香港正是可以给她一张书桌的地方。她自己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明飞港的原因，“不外想安静的写点比较长些的作品。”

初到香港不久，岭南大学艺文社邀请萧红、端木参加座谈会，萧红在演讲中，再一次发表了不合时潮的主张：

在抗战的今日，我们应该努力，互相批判地写作。我们的文艺作品，应该比之普通人的常识更为深刻。抗战也有缺点，但我们要用文学把它的缺点纠正。文学除了纠正现实之外，还要改进现实。

作家未到过战场可以写作品吗？可以的。在后方的现实，只要我们能深入地反映也同样有价值，因为抗战影响了全中国每一个角落。譬如香港吧，香港不是有很多人在做救国工作吗？他们的工作也是与抗战有关的。

对于自己生活的阶层较为熟悉，你也可以写的。

我们要看清楚目前，但不要不注意过去。

她对战时的功利性文艺持否定的态度，同时也在以作品展现自己的文学理想。

这年六月，“文协”筹备举办鲁迅六十生诞纪念活动，决定以戏剧的形式表现鲁迅的一生。《民族魂鲁迅》的编剧工作落到了萧红头上，因为在港文化人中只有她最熟悉鲁迅的生活。以哑剧的形式表现鲁迅的人生，没有台词纯以舞台操作表现，难度可想而知。萧红在上海时曾听鲁迅讲过“遇鬼”的事情，于是剧中有了这样一幕：

鲁迅一个人在荒野上夜行。

远远有一座坟场，有一个鬼影子时高时低，时大时小……

鲁迅踌躇了一会儿，怀疑着是人是鬼呢，莫能决定，自然莫睹一样地走向前去。走到那鬼的跟前，用脚猛力一踢，原来蹲在那儿的是个掘墓子的人。被这一踢，踢得站起来，露出是个人样儿来。把他的铁锤吓得当啷落地，瘸着腿儿逃走了。

鲁迅目送之，下。

鲁迅是铁屋子里的守夜人，一生都在与魑魅魍魉战斗。剧中这一幕对先生形象的表现，是再贴切不过。

萧红确实懂鲁迅。

事实上，鲁迅对她的影响已化为文学血液，贯注在她的灵魂中。在西安与聂绀弩的对话，可看出萧红的艺术自觉︰

“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的也曾经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处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成听天由命，不知怎么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一下就完了。这是我和鲁迅的不同之处。”

有这样的艺术认知，自然有不一样的文学高度，懂得创作的本质在于精神的独立，在于懂得对生命价值的体认与尊重，同时也才沉得下来进行回归精神原乡的写作。

在这样的创作理念下，长篇小说《马伯乐》《呼兰河传》于萧红二十九岁之龄（1940）相继产生，后者更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经典。

“天涯孤女有人怜”

居港岁月，是萧红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大概是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吧，她以惊人的速度笔耕，且一出手就是上佳之作。

长年的漂泊，这只北国的候鸟倦了、疲惫了。由呼兰到哈尔滨，由青岛到上海，由东渡日本到回国，东奔西突，十年的流徙，让她饱尝百味杂陈的人生滋味。这南国小岛虽是他乡，却让她得以短暂栖息。她做起了回家的梦，前尘往事都浮上心头。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以及离散的经历，为这思乡之情增添了一层美的色彩，也让故园的人事物闪现一重光晕。

萧红在战火中一度避难的连道七号。

其时，香港文苑正兴起一场“反新式风花雪月”的论争。当时的《大公报》副刊主编杨刚也是一位有才情的女子，发表《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一文，批评“与民族煎熬，社会苦难不太相称”的书写，引起了回响。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许地山，以及文化人林焕平等都加入了论争，对一味书写思念故乡的作品加以批评。

萧红对于这股时流无动于衷，依然故我，一心一意地做着怀乡梦。她始终与现实拉开距离，回避迎合时势，进行着与抗战主潮背道而驰的写作。《呼兰河传》是对故乡的深情回眸，更是一首深情的怀乡曲。作品以东北小城“呼兰河”为主角，展示其民风民俗，更揭示保守愚昧的民间社会痼疾。她不惜笔墨对地方的风土人情作出描绘，冬日景象、街头风情、跳大神、唱秧歌、盂兰盛会、放河灯，但不是清风朗月的田园牧歌。作品更重要的主题是展示民间社会的真实生存境况，揭示生民蒙昧的精神状态。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在这个作品中，萧红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没有希望的族群，“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他们“没有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逆来的，顺受了”。

这个作品没有血与火的时代气息，也没有宏大的叙事场面，确实与抗战文学的主潮不搭调，但它决非浮浅的“风花雪月”之作。它所揭示的“民族煎熬”“社会苦难”，更深更沉。这个作品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一首蓝调式长谣，不以诗名，别具诗心。

可是，一些人对萧红这个时期的生活与创作颇有微词，如曾对《生死场》作过高度评价的胡风，就认为她被某种陈腐势力“毁坏”了。1946年，在纪念萧红逝世四周年的会上，他说：“萧红后来走向了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道路，这是毁灭自己的创作的道路，我们应该把这个当作沉重的教训。”还有一些人则是从小说的特性来挑剔她的创作，认为《呼兰河传》“不像”小说。倒是茅盾从这个作品中看到了萧红的人生，尤其是她的“寂寞”，并对她的创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在序言中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三十岁那年是萧红的“又一个笔杆年”（1941），然而就在创作进入佳境的时期，宿疾缠身，时常出入医院。这一年她和端木搬到尖沙咀乐道八号，在这里她创作了《北中国》《小城三月》。这期间不少文化名人都相继登门探访，其中一位特别的客人是美国左翼记者史沬特莱。简陋的居室，以及萧红的病况，令史沬特莱大感意外。她没有想到一位优秀的女作家竟活得如此清苦。这位热心肠的美国人当即执意邀请萧红到她自己寄居的乡间别墅休养，又为她联络玛丽医院安排住院治疗。

当时居港的诗人柳亚子也是乐道八号的常客，他与萧红一见如故，时有相互赠诗题句。偃卧病榻的萧红常倚枕而坐，与诗人交谈。一天，柳亚子拿出诗册请她题诗，萧红留下一句“天涯孤女有人怜”，便泪如雨下。

流落天涯的苦楚，未语泪千行，何从对人言？

这年六月，胡风到港也探访了病中的萧红。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记下这样一笔：“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印象”，她“暗淡了”“发黄了”。当时，流亡香港的东北民主人士周鲸文到乐道探访，看到空荡荡的居室与病中的萧红，也是一阵心酸。

在萧红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程，始终陪伴在她身边的是青年作家骆宾基。这位东北同乡在“皖南事变”后抵港。身无分文的他向主持《时代文学》的端本蕻良求助，由此进入到他们的生活。萧红进进出出医院，幸有骆宾基奔走照顾。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延烧到香港，萧红再一次身陷险境。她躺在担架上，夹在逃难的人群中四处转移。

12月25日，黑色圣诞节，香港沦陷。萧红病情转趋严重，住进私家的养和医院，被误诊为喉患，白捱了一刀。随后转到玛丽医院，装喉口呼吸铜管。此时又遇日军强征玛丽医院，赶走全部病人，她被转到法国医院。但随后这里也被日军接管，法国医生将萧红转到设立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在此，一代才女含恨而逝，时年三十一岁。

萧红的骨灰被分为两份，一份葬于浅水湾丽都酒店前的花坛内，一份埋在圣士提反女校的校园山坡上。

在萧红后期的作品中，《小城三月》是一篇精致之作。她以深挚之情回望故土，让灵魂得以回家、得到安顿。故事讲述翠姨的悲情人生，以春天的景色开端，又以春天的喻象作结。“在我的家乡那里，春天是快的……春天就像跑的那么快”，“春天为什么它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但那是不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她以惋惜春天的短促，寄寓对翠姨之死的哀叹，又何尝没有自伤的成分？

萧红是一个不甘于被囚禁的女子，她要飞，飞出家庭，也飞过了。但一如她自己所言“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她留下了一道从“出走”到“回归精神家园”的生命轨迹，写就的是叛逆、饥饿、情伤、疾病、战火的人生篇章。

她在“不甘，不甘”的遗恨中殒落，永歇在蓝天碧水处，且已化身为一只飞鸟，于香港的上空遨游盘旋。

■作者简介

蔡益怀 文学博士，香港作家、文学文化评论人，任教于香港多间大专院校，教授创意写作等课程。著作有小说集《前尘风月》《东行电车》，散文集《客栈倒影》，文学论集《港人叙事》《透视我城》《阅读我城》《本土内外》《小说，开门》《创作，你也能》等。小说《香港的最后一夜》获第16届香港青年文学奖，散文《师道》获“首届全球丰子恺散文奖”，评论《我城地景》获香港“2020中文文学创作奖”﹙评论﹚等。

来源 | 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