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局待遇(94年我跑长途，在服务区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是国安局的工作证)

那年头，跑长途就是拿命换钱。

我叫张磊，一个名字扔人堆里都听不见响儿的大车司机。

开的是一辆半旧不新的东风EQ140，车头喷着“青年文明号”，早就掉漆掉得像个老赖子脸上的癣。

从南到北，一脚油门踩下去，除了红白喜事，一年到头不着家。

老婆孩子在老家，一个月一封信，信里总说，注意安全，少抽烟，别跟人置气。

我懂，可跑在路上，哪样我能自己说了算？

方向盘攥在手里，命拴在裤腰带上。

94年，高速公路还是稀罕玩意儿，国道就是我们的主战场。

路跟搓衣板似的，车开过去，五脏六腑都跟着一起颠。

那天，我从广州拉一车布料回我们北方省城，走到半道，人困马乏，眼皮子跟灌了铅一样。

凌晨三点，我把车拐进了“金鸡岭服务区”。

这名字叫得响亮，其实就是国道边上一块用煤渣铺出来的空地，旁边戳着几间平房，刷着白石灰，写着“饭！宿！加水！”

我把车停在角落，熄了火。

世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发动机冷却时“咔哒咔哒”的金属呻吟声，还有远处不知哪辆车传来的鼾声，跟拉风箱似的。

我点了根烟，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呛进肺里，精神稍微好了一点。

撒泡尿，回来睡。

这是我们跑长途的固定流程。

服务区的厕所，那味儿，能把死人熏活了。

我捏着鼻子，匆匆忙忙地解决问题，正准备提裤子走人，眼角余光瞥见了一抹黑色。

就在那骚臭味儿里，在满是污水的洗手台下面，静静地躺着一个东西。

一个黑色的皮质钱包。

脏兮兮的，像是被人遗忘在了世界的角落。

我心里咯噔一下。

第一反应是，别捡，麻烦。

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我爹，一个跑了三十年车的老司机，捶着我肩膀告诉我的真理。

可那钱包，就那么躺着，像个诱饵。

周围没人，鼾声依旧。

我犹豫了，也就三秒钟。

然后，我他妈的鬼使神差地弯下了腰。

我对自己说，就看看，万一里面有失主的联系方式呢？我张磊虽然不是什么大好人，但也不是捡了东西就往自己兜里揣的烂人。

对，就是这样。

我捡起了那个钱包。

入手挺沉，皮质很好，虽然沾了灰，但摸得出来是好东西。

我捏着鼻子，快步走出了厕所，回到了我的“青年文明号”上。

关上车门，拧亮驾驶室里那盏昏黄的小灯。

我把钱包放在副驾驶座上，又点了一根烟。

烟雾缭绕里，那个黑色的钱包像个潘多拉的盒子。

我死死地盯着它，心脏“砰砰”直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喊：扔了它！张磊！扔出车窗！现在！立刻！

另一个声音在说：打开看看，就一眼，满足一下好奇心。

最终，好奇心战胜了恐惧。

我颤抖着手，打开了钱包的搭扣。

“啪”的一声轻响，在这死寂的驾驶室里，格外清晰。

一股子钞票特有的油墨味儿和淡淡的皮革味儿飘了出来。

我咽了口唾沫。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沓厚厚的“大团结”。

全是十块的，崭新，边角都没卷。

我粗略地数了数，差不多一百张。

一千块。

1994年的一千块。

我一个月累死累活，不吃不喝，也就挣三百多。

这一千块，顶我三个月的工资。

我能给我儿子买他念叨了好久的那辆四驱车，能给我老婆买那件她站在橱窗前看了好几次的呢子大衣。

还能……

我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手心里全是汗。

我把钱拿了出来，放在一边，强迫自己冷静。

然后，我看到了那张卡片。

就在放钱的夹层下面，一个红色的硬质卡片露出了一个角。

我把它抽了出来。

那一瞬间，我感觉驾驶室里的温度好像都降了好几度。

红色的封皮，最上面，是烫金的国徽，闪着冰冷的光。

国徽下面，是三个同样烫金的、龙飞凤舞的大字：

“工作证”

这三个字下面，还有一行稍小一点的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局。

我脑子“嗡”的一下，像被谁抡了一锤子。

国安局？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特务吗？

我虽然是个大车司机，书读得不多，但电影、评书可没少听。

“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虎胆”，里面的形象一下子全涌进了我的脑子里。

冷静、果断、神秘、无所不能。

我的手开始抖，不是刚才那种贪婪的兴奋，而是纯粹的、发自骨子里的害怕。

我像被烫了一样，差点把那工作证给扔了。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翻开。

里面贴着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男人，大概三十多岁，国字脸，浓眉大眼，眼神锐利得像两把刀子，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他的目光仿佛能穿透这张小小的卡片，看穿我内心所有的龌龊和不堪。

姓名：龙卫东。

职务：侦察处，副科长。

编号：GS00741。

下面还盖着一个鲜红的、带五角星的钢印。

我的天。

我瘫在座椅上，手脚冰凉。

我捡到了一个国安的钱包。

我刚才，还数了人家的钱，想着怎么把这笔钱变成我儿子的玩具和我老婆的大衣。

我感觉龙卫东就在车外某个阴暗的角落里，用他那双刀子一样的眼睛盯着我，看着我的一举一动。

冷汗顺着我的额头流了下来，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怎么办？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扔了？

现在把钱包原封不动地放回厕所？

不行！

我捡钱包的时候，虽然自以为没人看见，但谁能保证？

服务区里龙蛇混杂，万一有哪个眼尖的，看见我从厕所里出来，手里多了个东西呢？

而且，这是国安的钱包！

他们要是发现钱包丢了，肯定会查。

这个小小的服务区，在他们眼里，恐怕跟透明的没什么区别。

他们要是查起来，第一个怀疑对象，肯定就是我这个时间点出现在厕所附近的人。

我甚至能想象到，他们会如何盘问服务区的工作人员，调取根本不存在的监控录像，然后通过车牌号，像抓一只鸡一样把我从几百公里外抓回来。

到时候，我浑身是嘴都说不清。

捡到国安钱包，还拿了里面的钱？

这罪名，我不敢想。

我打了个哆嗦。

不能扔。

那……交公？

交给谁？

交给服务区办公室？

那帮人，雁过拔毛的主儿。我把钱包给他们，转头他们就能把钱分了，然后把工作证当垃圾扔了。

到时候龙卫东找上门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供出去，说是“一个开东风的司机捡到的”。

我还是跑不了。

交给警察？

我一介平民，跑到派出所，说我捡到了一个国安的钱包？

警察信吗？

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个疯子，或者……是敌特分子，用这种方式来试探他们？

94年，阶级斗争的弦虽然松了，但可没断。

我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这钱包是个烫手的山芋，不，是个炸弹。

一个能把我炸得粉身碎骨的炸弹。

我把钱和工作证胡乱塞回钱包，然后把它揣进了怀里，紧紧贴着我的胸口。

我能感受到那个硬邦邦的国徽硌着我的肋骨。

我发动了车。

不能在这儿待了。

一秒钟都不能。

我得走。

车子发出一声嘶吼，像一头受伤的野兽，缓缓驶出了金鸡岭服务区，重新汇入了漆黑的国道。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抖得厉害。

我甚至不敢开快，生怕一不留神，就冲出公路，车毁人亡。

天边开始泛起一丝鱼肚白。

我开了一夜的车，非但没有丝毫困意，反而精神得可怕。

那个叫龙卫东的国字脸，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他的眼神，他的职务，还有那个冰冷的国徽。

我到底该怎么办？

把钱包寄过去？

往哪儿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局？

这地址写出去，邮局的人不把我当抓起来？

我一边开车，一边胡思乱想。

车里的空气压抑得让我喘不过气。

我打开车窗，冰冷的晨风灌了进来，吹在我的脸上，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

我必须想个办法。

一个万全之策。

一个既能把这个炸弹送走，又不会引火烧身的办法。

天色大亮的时候，我把车开进了一个县城的加油站。

加油的时候，我找了个借口，去旁边的杂货店，买了一包烟，还买了一张本地的报纸。

我不是为了看新闻。

我是为了看报纸中缝的广告。

果然，在“寻物启事”和“遗失声明”的角落里，我找到了一个“寻人启事”。

格式很简单。

XXX，男，XX岁，于X年X月X日在XX地走失，家人万分着急，有知其下落者，请联系XXX，电话XXXXXXX，必有重谢。

我的心，又开始狂跳。

我好像……找到了一个办法。

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天衣无缝的办法。

我回到车上，从储物格里翻出了我儿子用过的作业本，撕下半页纸，又找出了一支快没油的圆珠笔。

我趴在方向盘上，学着报纸上的格式，开始杜撰一则“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

龙卫东，男，35岁左右，于1月4日凌晨在金鸡岭服务区与家人走失。

我写到这里，停住了。

不能写“走失”。

国安会走失吗？

我划掉了“走失”两个字，改成了“失联”。

对，失联，这个词听起来专业多了。

走失时身穿……

我怎么知道他穿什么？

我把这句划掉了。

其家人万分着急，望有知其下落或捡拾到其黑色钱包者，速与本人联系。

联系人，我不能写真名。

我灵机一动，写上了我老婆的姓，李。

叫……李芳吧，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名字。

然后是电话。

这才是关键。

我不能留我家的电话，那等于自投罗网。

我眼珠子一转，想到了一个主意。

我把报纸翻过来，在另一版的中缝里，找到了一则“房屋出租”的广告。

上面有一个BP机号码。

在94年，BP机可是个时髦玩意儿，比大哥大普及。

我把那个BP机号码，一字不差地抄在了我的“寻人启-事”上。

最后，我又加了一句。

“必有重谢。”

写完之后，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感觉没什么破绽。

一个“担心丈夫”的妻子，在丈夫“失联”后，情急之下，想到了登报寻人。

她不知道丈夫的具体单位，只知道他丢了个钱包。

她留下的联系方式，是一个借来的或者公用的BP机。

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合情合理。

而我，张磊，只是一个在报纸上看到启事，并把钱包“归还”的好心人。

对，就是这样。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我把这张纸条小心翼翼地叠好，揣进了口袋。

下一步，就是找个邮局，把这张“寻人启事”寄给一家发行量大的报社。

最好是省报。

我加满油，继续上路。

心里有了主意，车开得都稳了。

中午，我到了下一个大城市的边缘。

我找了个邮局，把那张纸条和几十块钱的“广告费”一起塞进一个信封，寄给了省晚报的广告部。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自己像个完成了秘密任务的间谍。

既紧张，又有一种病态的刺激感。

我回到车上，把那个黑色的钱包，从怀里掏了出来，扔进了驾驶座下面的工具箱里，和扳手、钳子、千斤顶混在一起。

眼不见，心不烦。

接下来的几天，我继续我的行程。

拉货，卸货，装货。

每天都在路上，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枯燥的流程。

我强迫自己忘记那个钱包，忘记龙卫东，忘记那个烫金的国徽。

我对自己说，那只是一个梦。

梦醒了，就什么都没了。

一个星期后，我交了货，拿到了运费，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程是空车，开得飞快。

归心似箭。

离家还有一百多公里的时候，我在一个路边摊吃午饭。

摊主用一张旧报纸给我包了两个馒头。

我一边啃着冰冷的馒头，一边百无聊赖地看着手里的报纸。

是五天前的省晚报。

我的目光习惯性地扫向了中缝。

然后，我的心，再一次，被提到了嗓子眼。

在密密麻麻的小字里，我看到了我亲手写下的那几个字。

“寻人启事”。

“龙卫东，男，35岁左右……”

它被印出来了！

就夹在“牛皮癣，一针灵”和“祖传秘方治脚气”的广告中间。

那么小，那么不起眼。

但在我眼里，那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对我大声尖叫。

我拿着那张报纸，手抖得像得了帕金森。

馒头也掉在了地上，沾满了灰。

我成功了。

我的计划，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就是等。

等那个叫龙卫东的，或者他的同事，看到这则启事，然后联系那个BP机。

然后，BP机的主人，那个倒霉的“房屋出租”的房东，会告诉他们，这是个错误的号码。

线索，就此中断。

而我，就可以在某个合适的时机，把钱包匿名寄给他们。

神不知，鬼不觉。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我甚至有点佩服我自己。

我，张磊，一个大车司机，居然把国安给耍了。

我把报纸团成一团，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然后，我吹着口哨，回到了车上。

回家的路，似乎都变得平坦了。

两天后，我终于回到了家。

车刚进院子，我儿子就像个小炮弹一样冲了出来，一把抱住了我的腿。

“爸！你回来啦！”

我老婆也从屋里迎了出来，脸上带着笑，眼里却有些埋怨。

“还知道回来啊？这一走又是快一个月。”

我嘿嘿地笑着，从兜里掏出一沓钱，塞到她手里。

“给，这个月的工钱。”

我留了个心眼，只给了她三百。

剩下的，包括龙卫东的那一千块，我还藏在车上的工具箱里。

老婆接过钱，数了数，也没说什么，只是让我赶紧进屋吃饭。

饭桌上，她给我炖了鸡，还炒了几个我爱吃的菜。

儿子叽叽喳喳地跟我说着学校里的事，谁考试得了第一，谁又被老师罚站了。

我大口地吃着饭，喝着酒，感觉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外面那些风餐露宿，那些提心吊胆，都他妈的见鬼去吧。

晚上，躺在自己家的床上，闻着被子上熟悉的肥皂味，我很快就睡着了。

这一觉，睡得特别沉。

连日来的疲惫和紧张，仿佛都随着这场安稳的睡眠烟消云散了。

第二天，我给我的“青年文明号”做了个大保养。

换机油，紧螺丝，清洗驾驶室。

当我的手伸进工具箱时，我又摸到了那个黑色的钱包。

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沉睡的魔鬼。

我把它拿了出来，犹豫了一下，没有再打开。

我把它塞到了床底下的一个旧皮箱里。

那个皮箱，是我结婚时我老婆的嫁妆，里面放着一些我们不常用的旧东西。

我想，放在这里，应该是最安全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每天睡到自然醒，陪老婆逛逛菜市场，给儿子辅导辅导作业。

我甚至都快忘了龙卫东这个人了。

直到第五天。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修车，我老婆的弟弟，我那个不务正业的小舅子，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

“姐夫！姐夫！出事了！”

他一脸惊慌，满头大汗。

我心里“咯噔”一下。

“出什么事了？慢慢说。”

“派出所的，来我们单位找我了！”

我小舅子在镇上的粮管所上班，就是个看大门的。

“派出所找你干嘛？你又惹什么祸了？”我皱起了眉头。

“没有啊！”他急得快哭了，“他们来了两个人，一个老的，一个少的，开着一辆北京吉普，问了我好多问题。”

北京吉普？

我的心，沉了下去。

“问你什么了？”

“他们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李芳的女人。”

李芳！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你怎么说的？”我死死地盯着他。

“我说不认识啊！我们这十里八乡，叫李芳的多了去了，我哪知道是哪个。”

“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拿出了一个BP机，问我是不是我的。”

完了。

我感觉天旋地转。

我千算万算，没算到我小舅子也跟人合用一个BP机，而且，就是我从报纸上抄下来的那个！

世界就这么小吗？

“你怎么说的？”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我说是我的啊！这BP机是我跟我们所长两个人合用的，号码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

“他们……还问了什么？”

“他们就问我，最近有没有收到什么奇怪的信息。我想了半天，说没有啊，都是单位里谁谁谁找所长，或者谁谁谁找我打牌。”

小舅子一边说，一边擦着汗。

“姐夫，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看着不像派出所的，那眼神，吓人得很。他们还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姐夫你是做什么的。”

“你怎么说？”

“我就照实说了啊，说我姐夫是跑长途的，开大卡车，常年不在家。”

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线索，没有断。

他们，找来了。

他们通过那个BP机，找到了我的小舅子。

然后，通过我小舅子，他们知道了“李芳”的姐夫，也就是我，张磊，是一个跑长途的大车司机。

一个前段时间，正好经过金鸡岭服务区的大车司机。

我所有的自作聪明，在这一刻，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可笑的讽刺。

我就像一个在舞台上拙劣表演的小丑，自以为骗过了所有人，却不知道，台下的观众，正用一种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姐夫？姐夫？你怎么了？”

小舅子看我脸色惨白，吓得赶紧来扶我。

我一把推开他。

“你走！赶紧走！以后别来找我！”

“姐夫……”

“滚！”

我冲他吼了一声。

小舅子被我吓住了，愣了半天，灰溜溜地骑上车跑了。

我老婆从屋里出来，问我怎么了。

我没理她，冲进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把床底下的皮箱拖了出来，打开。

那个黑色的钱包，正静静地躺在几件旧毛衣上面。

我死死地盯着它，像是要把它看穿。

我该怎么办？

自首？

现在拿着钱包去派出所，说钱包是我捡的，报纸上的寻人启事也是我登的？

他们会信吗？

他们只会觉得，我是因为害怕了，才被迫交出钱包。

那我那一千块钱，怎么解释？

我说我没想贪污，只是暂时“保管”？

谁信？

到时候，一个“盗窃”的罪名，是无论如何也跑不掉了。

为了区区一千块钱，丢了工作，坐几年牢，值吗？

不值！

绝对不值！

我不能自首。

那我能怎么办？

跑？

我能跑到哪儿去？

中国这么大，可哪有我的容身之处？

他们是国安，是这个国家最强大的专政机器之一。

我想跟他们玩捉迷藏，我配吗？

跑，更是死路一条。

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感觉自己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给罩住了。

我越是挣扎，这张网就收得越紧。

我快要窒息了。

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的理智。

我开始胡思乱想。

我想到了死。

找个没人的地方，一根绳子，或者一瓶农药，一了百了。

可我死了，我老婆孩子怎么办？

我儿子才上小学，他不能没有爸爸。

我不能死。

我狠狠地给了自己两个耳光。

“张磊！你他M的是个男人！你得扛住！”

我对自己说。

一定还有办法。

一定还有一条活路。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重新梳理整件事。

他们的目标，是那个钱包，或者说，是钱包里的工作证。

他们现在，只是怀疑我。

因为我小舅子的关系，我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但他们没有证据。

他们没有证据证明，钱包就是我捡的。

只要我死不承认，他们能拿我怎么样？

对！

死不承认！

我打定了主意。

不管他们怎么问，我就说不知道，没见过。

一口咬死。

他们总不能对我严刑逼供吧？现在又不是旧社会。

只要我挺过去，等他们找不到证据，自然就会放弃。

我把钱包重新塞回皮箱，把皮箱推回床底。

然后，我走出去，对我老婆说，刚才跟小舅子闹了点别扭，没事了。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修我的车。

但我的耳朵，却像雷达一样，时刻监听着院子外面的动静。

我知道，他们会来的。

而且，很快。

果然，傍晚的时候，一辆北京吉普，停在了我家的胡同口。

车上下来两个人。

一个五十岁左右，头发花白，穿着一身半旧的蓝色中山装，眼神很平和，像个邻家大叔。

另一个，就是工作证照片上的那个人。

龙卫东。

他比照片上看起来更高大，也更冷峻。

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双手插在兜里，目光像鹰一样，扫视着我们这个破旧的小院。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我装作没看见他们，继续低头擦着车上的零件。

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了院子。

“请问，是张磊师傅吗？”

开口的是那个老同志，声音很和蔼。

我抬起头，装作一脸茫然。

“我是张磊，你们是……？”

“哦，我们是省公安厅的，我姓王，这是我的同事，小龙。”

王同志笑着，从兜里掏出了一本工作证，在我面前晃了一下。

公安厅。

他们没说自己是国安。

我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

“公安厅的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油污。

“是这样，”王同志说，“我们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您说。”

“这个月4号凌晨，你是不是开着这辆车，在金鸡岭服务区停过车？”

他指了指我的“青年文明号”。

来了。

正题来了。

我心里飞快地盘算着。

这件事，赖不掉。

服务区那么多人，加油的，加水的，肯定有人记得我这辆掉漆的破车。

“金鸡岭？”我挠了挠头，装作努力回忆的样子，“好像……是有这么回事。那天我从广州拉货回来，路过那儿，太困了，就进去歇了会儿。”

我的回答，滴水不漏。

“那就好，”王同志点了点头，“我们想问问你，你在服务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人，或者特别的事？”

“特别的人和事？”我皱起了眉头，“没有啊，服务区不都那样吗？黑灯瞎火的，除了司机就是服务员，能有什么特别的。”

我一边说，一边偷偷观察着龙卫东的表情。

他一直没说话，就那么插着兜，冷冷地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

“你再仔细想想，”王同志的语气依然很和蔼，“比如，有没有看到有人吵架？或者，有没有捡到什么东西？”

我心里一紧。

“捡到东西？”我摇了摇头，很干脆地说，“没有。我这人，从来不捡路上的东西，我爹从小就教育我，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

我说得一脸坦然，义正言辞。

王同志看着我的眼睛，看了足足有十几秒。

我强迫自己和他对视，没有丝毫躲闪。

我知道，这时候，谁先眨眼，谁就输了。

终于，他笑了。

“张师傅是个实在人啊。”

然后，他话锋一转。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李芳的女人？”

我心里骂了一句，他妈的，还是绕到这上面来了。

“李芳？”我摇了摇头，“不认识。这名字太普通了，我们村里就有两个。”

“那你小舅子，镇上粮管所的那个，你认识吧？”

“认识啊，那是我老婆的亲弟弟，怎么了？”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用的BP机上，收到一条寻人的信息，要找一个叫龙卫东的人，联系人，就是李芳。”

王同志不紧不慢地说着，像是在拉家常。

但我听得出来，他每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敲在我的心上。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摊了摊手，“我那个小舅子，交友广阔，三教九流的人都认识，他的事，我一般不过问。”

我把关系撇得一干二净。

“是吗？”

一直没说话的龙卫东，突然开口了。

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种金属质感。

“张师傅，你跑一趟长途，挺辛苦吧？”

这句看似关心的话，让我后背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还……还行，习惯了。”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他又问。

“看行情，行情好的时候，能有三四百。”

“三四百？”他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个像是嘲讽又像是怜悯的笑容，“一千块钱，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个小数目吧？”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他在诈我！

我死死地咬着牙。

“一千块？那是我好几个月的工钱了。怎么了，龙警官？”

我故意把“警官”两个字，咬得很重。

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向前走了两步，走到了我的车前。

他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车头上那几个掉漆的字，“青年文明号”。

“好车。”他说。

然后，他转过头，看着我。

“张师傅，我这个人，不喜欢绕圈子。我的钱包，是不是在你这儿？”

他的目光，像两道X光，要把我从里到外看个通透。

我感觉自己的腿有点软。

但我知道，这是最后的关头。

挺过去，我就赢了。

挺不过去，我就万劫不复。

“龙警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我没见过什么钱包。你要是不信，你可以搜。”

我说出了“搜”这个字。

这是一个赌博。

我在赌，他们没有搜查令，不敢贸然搜查我的家。

我在赌，他们只是怀疑，没有证据。

龙卫东盯着我，眼睛眯了起来。

驾驶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旁边的王同志，也收起了笑容，表情变得严肃。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龙卫东突然笑了。

“张师傅，别紧张，我们就是来问问情况。既然你没见过，那就算了。”

他转过身，对王同志说：“王哥，我们走吧。”

“这就走了？”王同志似乎有些意外。

“嗯，走吧。”

龙卫东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王同志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怀疑，有审视，还有一丝……失望？

他没再说什么，也上了车。

北京吉普，发出一声轰鸣，掉了个头，开出了胡同。

我看着远去的汽车尾气，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靠在了车身上。

我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我赢了。

我赌赢了。

他们走了。

他们没有证据，拿我没办法。

我瘫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老婆跑了出来，问我那两个人是谁，来干嘛的。

我胡乱编了个理由，说是我在外面跟人发生了点刮蹭，人家找上门来了，现在没事了。

晚上，我失眠了。

我一遍一遍地回想今天下午和龙卫东的对话。

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微表情。

我真的赢了吗？

他们真的就这么放弃了吗？

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龙卫东最后那个笑容，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里。

第二天，我决定出去躲一躲。

我对老婆说，接了个短途的活儿，去邻市送趟货，三四天就回来。

老婆虽然不乐意，但也没多说。

我开着空车，上了国道。

我没有目的地。

我只是想离开家，离那个是非之地远一点。

我就这么漫无目的地开着。

白天开车，晚上就睡在车里。

我像一个流浪汉，或者说，一个逃犯。

我不敢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我怕看到那辆熟悉的北京吉普。

第三天，我正在一个乡间小路上开着，前面突然出现了一道关卡。

几个戴着红袖章的民兵，拦住了我的车。

“停车！检查！”

我心里一惊。

这荒郊野岭的，查什么车？

我停下车，一个看似是头儿的民兵走了过来。

“干什么的？”

“跑运输的。”

“车上拉的什么？”

“空车。”

“下来！打开车厢，接受检查！”

他的口气很冲。

我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敢得罪他们。

我跳下车，打开了车厢。

几个民兵跳上去，看了一圈，确实是空的。

“行了，走吧！”

那个头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我松了一口气，刚准备上车，那个头儿突然又叫住了我。

“等等！”

他绕着我的车，走了一圈。

最后，停在了我的驾驶室门前。

他指着车门，问我。

“你这车，什么时候修过？”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驾驶室的车门上，有一道崭新的划痕。

很浅，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我什么时候弄的？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可能是……前两天在哪个货场不小心刮的吧。”我含糊地说。

那个民兵头儿，凑近了那道划痕，用鼻子闻了闻。

然后，他直起身，看着我，笑了。

那笑容，让我毛骨悚然。

“张师傅，别装了。”

他说。

“龙队，已经等你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