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西游有挂吗真的有挂【分享开挂(透视)辅助步骤教程】被褐怀珠(还在说李渊无能吗？恢复科举，加入“试策”，足以让人称道)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盘点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如何安排旧部，怎样发现新人，是每一个开国皇帝都要面对的考题，身为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自然也不能除外。在研究帝国政治架构、建立国家运转体系的时候，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那么，大唐武德年间的用人政策又是什么呢？

首先，对于身边亲信老臣的安排，当然是李渊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这些老臣大多是和他一起发动兵变的隋朝旧部，是这位开国皇帝可以信任和倚重的力量，对他们的封赏和重用，与其说是对他们军功战绩的褒奖，不如说是李渊用他们更放心。

由此，我们看到，在“三省六部”之中，乡土观念和江湖情义可能更是融入“圈子”的砝码。唐初12名宰相，至少8人都同隋室或唐室有着姻亲关系，在他们当中，裴寂权柄最重，他被任命为右仆射，知政事，尽管此人并无将才，但因为是晋阳起兵的主脑，他不仅封赏甚厚，而且还常被李渊引与同坐；另一位实权人物是萧瑀，这位后梁明帝之子、隋炀帝皇后之弟，虽说不是李渊起兵时结下的至交，但当唐军攻破隋都之后，正是他率领着一众老臣前来归顺，李渊早知其名，立即委以重任，而萧瑀也确实不负所托，忠心耿耿，兢兢业业；还有曾经的隋室成员杨恭仁，他曾率领隋军镇压过杨玄感叛乱，此人生性耿直，不贪财贿，投奔唐廷之后，被李渊官拜内书令；另外，北齐显宦后代封德彝也是李渊核心顾问团队中的重要一员，在投唐以前，他曾长期身处中央决策机构，有着丰富的经验，尽管此人为人左右逢源，但在中书令任上，他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

念旧，显然是大唐帝国建国初期在用人上的一个重要考量，而李渊对前朝故旧的信任，也让他迅速积聚了人气，实现了稳定。有一则轶闻很有趣，说是隋朝时，有个叫苏世长的，曾任隋都令，后来又当过割据称帝的王世充的太子太保。当时，曾同朝为官的李渊和这位苏世长有些交情，曾多次劝他归降，他始终都摇摆不定，及至后来，王世充被平灭，苏世长再次见到李渊，李渊跟本就没给他什么好脸色，但这位苏世长却镇定地稽首道：“自古帝王受命，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万夫敛手。岂有猎鹿之后，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也！”意思是说自古帝王登基，如群雄逐鹿，一个人得到了，其他人也就放手了，哪有捕到鹿之后，还愤恨其他同猎的人，追究他们争夺鹿的罪名呢？这句辩解让李渊反怒为笑，又念其旧情，给他封了个玉山屯监的官职。当然，李渊对苏世长还是有所不满的，这种心情从下面这首诗中就已经流露了出来：

这首《嘲苏世长》，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在《全唐诗》中留下的仅有的一首诗作，大意是嘲笑他尽做背叛之事，还假装正直。被一个皇帝这样当众嘲讽，一般人早就找根绳子吊死了，可苏世长却毫不理会，他说：“名长意短，确如圣上所言。口正心邪，臣万万不敢领旨。过去窦融率领河西归降汉朝，十世封侯，我带领山南来归顺你，却只封了屯监。”李渊本意是要拿苏世长开个玩笑的，可没想到苏世长反倒将了他一军，李渊一高兴，还真就封他了个谏议大夫。而苏世长在此后的宦海生涯中，也确实不负圣望，他敢于直言，多次劝说李渊，以隋为鉴，惩其奢淫，不忘俭约，到了太宗年间，他又与杜如晦，房玄龄等齐名，画像立于秦王府文学馆内，成为是唐太宗智囊团的“十八学士”之一。

当然，在李渊所建立的官僚体系中，除了故旧乡党，他也在广开贤路，延揽八方之才，而作为一个发现人才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就是恢复自隋以来的科举选官制度。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这是多数学者已经认可的结论。隋大业元年（605），刚刚即位的隋炀帝透过崭新的冕琉，俯视他刚刚接掌的率土之滨，这位用千艘龙舟犁破大运河血脉的皇帝，也许不会想到，在他糟糕的十三年执政期内，还会因创立了公平公正的科举制度而垂范后世，延用了1300年时间。毫无疑问，这项不分门第贵贱用考试成绩说话的作法，是对既往官吏选拔制度的彻底颠覆。先秦时期，中国社会选士的作法主要依靠世袭制度；到了汉朝，有了一点进步，开始实行察举制，即由各级地方举荐民间贤能入朝入官，但这种制度由于缺乏具体约束和统一标准，很快就被当时的豪门世族所把持，汉明帝就曾对这种变味儿的察举制怒斥道：“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到了魏晋时代，察举制演变成九品中正制，但门阀等级仍旧壁垒森严，以至出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正因如此，当刚刚即位的隋炀帝一改旧制，全面推行科举制度，很快就调动起了天下读书人的热情，尽管这位淫奢皇帝在位期间只进行了三次分科考试，真正晋身显赫者寥寥无几，但科举毕竟给社会平民知识分子开通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管道，促成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与交融。

如果说科举制肇始于隋，那么它真正走向完善，则要归功于唐高祖李渊。《新唐书•选举志》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知唐代科举考试已经有了更细的分级，取士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当然，这样细致的划分，并非李渊一人之力，唐代科举制度的完善是一个不断积累校正提升的过程，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因为李渊在开国之初重新启动了科举取士制度，才突破了贵族豪强按门第出身保持政治优势的樊篱，让更多的寒微之士有了一个狭窄的晋身的通道。

据说李渊在决定恢复科举制度时，对隋炀帝以文取士的做法并不以为然，他采取的是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试策”，在秀才科考试时，就以“方略策”为考试内容，到了进士科，更是以讨论国家大事为主要内容，考试分成四场，第一试为杂文，第二试为试论，第三试为试策，第四试为试帖经。当一系列创造性的改变酝酿成熟，李渊遂于武德五年（622）三月正式下了科举诏令：

“择贤任能，救民之要术；推贤进士，奉上良规。自古哲王，弦风阐化，设官分职，惟才是与。然而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实资选众之举，固籍左右之容……招选之道，宜革前弊，惩劝之方，式加恒典，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已登朝，无贤自进。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举。具陈艺能，当加显擢，授以不次。……”

当这样一纸激励人心的诏令出现在大唐帝国的初年，处于社会底层的士子们无疑是欢呼雀跃的，而从这纸诏令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一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们的能量也便得到最充分的释放。作为唐武德年间科举甲榜第一名，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状元，孙伏伽正是以寒微之身引起了李渊的重视。孙伏伽曾于武德初年上书坦言三事：一是“开言路“，二是废“百戏散乐”；三是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李渊深以为然。此后，他又为减除税赋增设谏官上表献策，李渊认为孙伏伽“既怀凉直，宜处宪司”，遂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

这首妇孺皆知的《登科后》，是诗人孟郊于唐贞元十二年（796）金榜题名时即兴而作，在跳跃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孟郊喜极而泣的泪眼，在他的眼中，长安是如此模糊，又是如此光鲜。而这样的画面，在李渊执政的初年，就已经出现，当春风得意的登弟举子们集体赶赴朝廷在曲江之滨为他们专设的飨宴，并无比荣耀地在慈恩寺内的大雁塔下写上自己的名字，科举取士，已经以一种渗入民间的力量，成为寒门学子潜心苦读的动力，成为每一位读书人心中最瑰丽的梦；而李渊创造性地恢复科举，不仅为方兴未艾的大唐积蓄了大量人才，更为自己赢得了求贤若渴的声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肇建之初大量起用故旧乡党，同时对科举制创造性地“拿来”，以发现新人，正是唐高祖李渊在位时的用人之策。尽管其在位只有八年，但没有这八年的人才储备，不经历这样一个新帝国的“磨合期”，此后彪炳史册的“贞治之治”，只能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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