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麻将必赢软件开挂【分享开挂(透视)辅助步骤教程】马字开头的成语(13 中央特科为苏准会和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召开做细致筹备工作)

文章转自作者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

05

张文秋经交通员引路，在中央招待所与林育南（化名赵玉卿）接上了关系，林育南告诉她：“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中央拟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来加强对各地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为此，中央决定成立苏维埃准备委员会，草拟各种必要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提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组织上决定，你和我一起参加‘苏准会’工作。我化装成南洋华侨大资本家和你以假夫妻的名义作掩护，首先建立机关，然后，再开展具体工作。”

张文秋于是又多了一个化名“张一萍”，她和“赵玉卿”的“家”安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卡德路（今石门二路）路口的一座三层洋房里。

“林育南把房屋装饰得像富人的住宅，底层用于生活起居，陈设着各种日用品和高级家具；楼上两层作为办公、开会的地方，临街的玻璃都装有墨绿色厚窗帘；工作人员有时则扮成厨师、佣人，以应对突发状况。”

刚从武汉乘船避到上海不久的中央委员张金保，接到参加苏准会会议的通知后，来到这栋楼房，当“我走进那栋楼房，在走廊里碰到一个肥胖的女人，穿着印花绸单旗袍，脚上一双高跟皮鞋，烫着头发，手里捏着个黑色皮包，她见了我，迎过来，喊道：‘张大姐，你辛苦啦！’

我仔细一看，才认出她是张文秋……一进门，就见到林育南同志身穿笔挺的西装坐在那里……”

青年林育南

各自介绍近况后，“我一杯茶还没有喝完”，“原是个船工，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总是穿着粗布衣服”、“如今他穿着纺绸大褂，小口袋边还露出怀表链子”的向忠发和徐锡根、胡均鹤（胡敦云）也先后来到会场。

张金保不禁有些看不惯，感慨道：“你们都变啦！”

向忠发说：“你可别看不惯，我们在上海，为了工作需要，就得这样打扮。要是像在武汉时那副打扮，要不了三天，就得进龙华警备司令部。你来了，也得变一下，也许比我打扮得更阔气！”

张文秋说：“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全得学会啊！不然就对付不了他们。”

“接着，向忠发将与会的人作了简单介绍，他自己为中华苏维埃准备会主任，林育南为苏准会秘书长，六大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徐锡根为工人代表，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均鹤为共青团代表，我为妇女代表，由我们五个人负责起草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向苏区输送干部和领导左翼作家开展革命活动。”

林育南为顺利完成各种文件的起草工作，特意将文化修养高、工作能力强、办事很精细的中组部干部科科长彭砚耕调来这里，担任自己的助手。

在这个中央特科为苏准会和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准备的会址里，林育南等人在准备了三个月后，在该处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出席代表50多人，初步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草案。

开预备会议时，“林育南带着我们苏准会全体工作人员，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各方面的领导，热情地迎进了西楼二层的会议厅，整个会场布置的庄严、简朴而肃穆。

因为会议是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包围中召开的，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我们在东楼一层的会客厅里，还另外布置了一个寿堂。

寿堂中间挂着一个金色大‘寿’字，两边挂着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寿’字下面还摆设了一张铺着大红绒毯的供桌，陈列了红色的寿桃，白色的寿面和金黄色的佛手。祝寿宾客的座椅摆放的整齐有序。

为了使阔气的寿礼具有最大的真实性，我们还请来一位同志的父亲，让他扮为赵玉卿（即林育南）的父亲赵老太爷，等候在隔壁的房间里，随时可以进寿堂，接受人们的祝贺和叩拜。

开会以前，所有代表和工作人员早就统一了‘口径’，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一口咬定是来祝贺‘赵老太爷八秩寿辰’的。”

预备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我们就把代表们分别送到了三个招待所。”

06

熊式辉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得到密报，知悉了中共要在上海召开高规格的红军代表秘密会议，开始布置侦察搜捕行动，并拿出五十万大洋作为赏金。

他们的这一行动自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四号密查员宋再生知悉，随即通过“小宋”宋荣华通知了陈赓。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上海入党，曾为捕房巡捕，后被党组织派到济南从事工运工作。

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后，宋再生回到了上海，调到中央特科，在陈赓身边工作。经陈赓介绍，宋再生与特科总务科的邹志淑结为夫妻。

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兼“淞沪杭剿匪总指挥”后，宋再生打听到熊式辉是自己诸暨同乡蒋伯器的学生，经陈赓批准，宋再生向蒋伯器投递了门生帖子，说明自己想在警备司令部谋个差事。经蒋伯器保举，熊式辉很快就任命宋再生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

宋再生在陈赓的指导下，千方百计地赢得熊式辉的充分信任，然后利用自身的身份特权，在军、警、宪、特机关广交朋友，接着把胞弟宋荣华也安插到自己身边，作为自己的交通联络员，兄弟俩一个被称为“老宋”、一个被称作“小宋”，是陈赓手下执行命令说一不二的死士。

王征明解放后回忆宋再生是“特科老人、红帮大哥、陈赓的得力助手，曾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任密查员，报告出卖李维汉和李立三的叛徒，二奸后被我除掉。”

这两个叛徒一个是欲出卖李维汉的黄岐，一个是欲出卖李立三的上海总工会秘书顾某，除掉的时间都在1929年初。后来兄弟俩按陈赓的命令亲手处决了一名女叛徒而被捕，皆被判处无期徒刑。

陈赓接获小宋送来的情报后，中央决定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转移至备用地点召开，即白克路（今凤阳路）派克路（今黄河路）路口戈登戏院（今长江剧场）后面的一幢四层楼房内。

这幢楼房是特科总务科以李一氓的名义租下来的。李一氓、毛一民夫妇带着两个儿子李世滨、李世培住在这里仍显房子大，又调了刚从莫斯科回来的赵毅敏和李一超（赵一曼）住到这里，一个扮作李一氓的弟弟，一个扮作李一氓的妹妹。

除一楼住家的地方之外，全部被伪装成了“德康医院”。

李一氓回忆说：“厨房是他们组织的，汽车是他们的，房子里面的家具陈设也是他们搞的，房内房外的警戒也是由他们布置的。我们无非是大人小孩在楼下打麻将，开留声机，掩护这个会议。”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职员、勤杂工，都是中央特科的红队队员；在医院外围、周边马路上，到处都是化了妆的红队暗哨；

何长工回忆说，医院楼下还放了很多油桶、酒精桶，以备不测；楼后租了一些汽车，万一敌人闯来，就点燃汽油酒精，掩护与会人员从楼后乘汽车撤退。

中央特科还布置了另一条撤退路线，即在康德医院的隔壁，总务科以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鼎、吴先清夫妇的名义，又租了一幢洋房，洋房的露台上方正好是康德医院的窗户。

刘鼎便把一架梯子放在露台上，如遇情况就架起梯子，会议代表可以从医院的窗户顺着梯子进入刘鼎的房子。

刘鼎，四川南溪人，随孙炳文赴德国勤工俭学，并在孙炳文、朱德介绍下入党，后由德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与宣中华的遗孀吴先清结为夫妻。

1929年底，刘鼎、吴先清、欧阳新等人奉命返国，因中东路事件受阻，直到1930年初，刘鼎化装成一个钟表修理匠与吴先清、欧阳新一起抵达上海，吴先清被分配到江苏省委从事妇女工作，刘鼎、欧阳新二人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其中刘鼎担任情报科副科长，成为陈赓的助手，欧阳新则成了陈赓的交通联络员。

抵达上海的会议代表住进指定的旅馆后，先有工作人员给代表换装打扮，再由交通员分批带去“看病住院”，进入医院后就不能再对外通信和外出。

1930年5月14日，湘赣边界苏维埃代表谭震林、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代表邵式平、

右江根据地苏维埃代表雷经天、川南苏维埃代表恽代英、

鄂豫皖工农兵民主政府代表高敬亭、闽西工农民主政府代表张鼎丞、

鄂西苏维埃代表周逸群、中共满洲省委代表谢觉哉、

红军第三军团代表黄公略、红二军军长孙德清、

红四军代表熊寿祺、红五军军委委员滕代远、

红五军第五纵队委员会书记何长工、红六军政委柳直荀

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黄弟洪等全部住进了医院。

上海代表在会议开始前夕才进入医院，计有向忠发、李立三、李维汉、胡均鹤、项英、徐锡根、陈谭秋以及左联代表李求实、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参加会议人员总计五十余人。

周恩来已于当年三月启程前往莫斯科，自然没有出席此次会议。

这边会议隆重紧张开着，那边淞沪警备司令部侦骑四出，全力搜捕，老宋的妻子邹志淑就在医院里做着后勤保障工作，老宋带着人沿白克路晃悠侦听，故意延宕时间。

几乎所有的书籍文章都记述此次会议胜利闭幕、各位代表全部安全撤离、顺利返回各自工作岗位，如《红色恐怖的铁拳》记述：“到大会结束时，49名大会代表全部安全无恙，并且被陆续掩护送出上海，顺利地回到了全国各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

其实这次会议是匆匆结束的，结束后还发生了四个意外事件，其中两个发生在上海、两个发生在外地。

07

熊寿祺，四川邻水人，曾参加过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和秋收起义，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老干部， 在古田会议上被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作为红四军代表前来参加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时，曾奉萧克之命带来一批黄金作为党中央的活动经费。

熊寿祺

会议结束后，熊寿祺在返回闽西红四军时，不幸在漳州（一说厦门）被捕，被释放后与组织失去联系长达几年之久，其中坎坷不能尽述。

何长工，也是井冈山的功勋元老，他曾南联朱德北找彭德怀，为井冈山会师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次来参加会议时也为中央带来了大批黄金。

这批黄金在苏区时曾用土秤秤过，带到上海后再秤时，竟多出了几十两，中央领导便让何长工用这多出来的黄金，去把他的妻子孟淑雅及儿子何光球、何光星从华容老家接来上海，并由中央安排工作，但何长工却建议中央用这些黄金去营救关在监狱里的党员同志。

会议结束，何长工从上海返回红三军团后，率部参与了攻占长沙的战斗。

差点丧命于红军之手的何键大为恼怒，大肆报复，他的手下不仅抓捕枪杀了杨开慧，还将何长工的妻子孟淑雅、大儿子何光球、小儿子何光星在泛阳洲刑场残忍地用刀劈斫至死，后又杀害其亲属三十多人，闻此噩耗，何长工悲痛不已，顿足大哭。

悲愤之余，何长工写下一首悼念诗:

泛阳洲头亲人骨,沱江水畔赤波怒。

悲情更增革命志,写作神州丹心谱。

熊寿祺和何长工亲属的悲剧是发生在外地的两个意外事件，发生在上海的两个意外，一个是赵宝昊，一个是黄第洪。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从来都是至理名言。

1930年5月18日，当会议临近结束的当天中午，顾顺章匆匆赶到向忠发的身边，耳语一番，大意是内部出了奸细，会议地址已经泄露，会场周边已出现可疑人物！

于是会议便很快结束，各路代表在工作人员的分头护送下，开始撤离会场。

因护送代表的工作人员不够，赣东北代表邵式平无人护送，陈谭秋便陪他留在一楼，等待护送人员。两人正说着话，三个自称来为老板物色“休养病房”的人已走进了院子，与邵式平、陈谭秋两人劈面相遇。

三人当即掏出手枪指向两人，因这两人都是通缉榜上的著名人物，他们的照片早已被三人烂熟于心。

为首的一人对另两人喊道：“铐起来，打电话通知队部弄一辆大牌照救护车来把他们带走！”（注：大牌照车即能在租界华界通行无阻的车辆）

这三人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为首的是少校督察官钱祖谊，另两个特务，皮粗脸黑的叫汪某，瘦高个的叫赵宝昊。

汪某从怀里掏出手铐，示意赵宝昊看住陈、邵二人，赵宝昊点头表示明白，汪某将手枪入套，拎着手铐向前。

就在这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只见赵宝昊倏地举枪，朝钱祖谊和汪某先后开火，两人猝不及防中弹倒地，当即毙命。

随即，赵宝昊对陈、邵二人说：“他们已死，别管我，没事的。请二位长官马上离开，把手枪带走！”

说罢，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左侧肩膀扣动扳机，然后抛下手枪。

邵式平、陈潭秋由此得以脱险。

稍后，接到报警的捕房巡捕赶到，三个躺在血泊中的男子二死一伤，三人身上并未携带任何可以判明身份的物品，伤员也拒绝透露身份。

为首的西籍探目下令，先把失血过多的伤员送“广仁医院”救治，在勘查过现场后，把两具尸体直接送往租界警务处停尸房。

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接到报告，认为这是一起重大凶杀案，需要组建专案组进行侦查，除了让“德康医院”严格保密，还要求巡捕房一应中外警员不得接受新闻界的采访。

赵宝昊，浙江宁波人，出身贫寒，十四岁来沪，在“大隆机器厂”做学徒，三年满师后跳槽去了“邓泰记机器厂”当了一名机修工。

1926年深秋，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准备阶段，地下党组织搞到一批损旧枪支，秘密运至浦东龙王庙请工匠维修，已有八年机修经验的赵宝昊是其中的一名工匠。枪支修理完毕，他主动要求留下来。地下党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就答应了赵宝昊的要求。后来赵宝昊直接参加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后的第三天，赵宝昊加入中国共产党。

白崇禧组建淞沪卫戍司令部时，张榜向社会招收相关职能人员，赵宝昊奉命前往报名，接受特工训练，结业后成为淞沪卫戍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的一名特务。

潜伏的赵宝昊三年来一直寂寂无声，丝毫不曾露出破绽，没想今日随钱祖谊出勤，竟来到党的秘密会议地址拘捕党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在千钧一发之际，赵宝昊不惜暴露身份、不顾自身安危，毅然采取了迅速击杀同行人员的行动。

编者注：关于赵宝昊牲经过详情请关注阅读《马字三号悬案侦破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