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8日，武汉江汉关前挤满了人。上千名女性举着“还我天乳”的彩旗，当着军警和围观百姓的面，一把扯断胸前缠绕的束胸布，把白布条像垃圾一样扔在了地上。

有人挺胸抬头喊着口号，有人攥着拳头红着眼，还有人对着围观的骂声大声回应。

围观人群彻底炸了，老头儿老太太捂着眼睛，跺着脚骂“伤风败俗”，有的捡起石头往人群里扔，进步青年站在板凳上喝彩，喊着“打倒封建礼教”，家庭主妇躲在街角抹眼泪，手里攥着自家的束胸布，既羡慕又害怕。

更有人举着《广州民国日报》高喊：“广东已经下禁令了，束胸者罚50大洋！”

要知道，50大洋在当时够普通家庭活半年。那这场如此疯狂的运动，到底是女性觉醒，还是道德崩坏？民国政府又为何要执意废除延续千年的束胸陋习？

束胸不是爱美，是活活折磨

自从宋代起，封建理学喊着“存天理灭人欲”，女性乳房被视为“洪水猛兽”。明清时期，束胸更是成了良家妇女的标配。

女性要用3米长的粗布条，从胸口缠到腋下，一层一层勒紧，直到乳房扁平如男子。不管是贵族小姐还是市井妇人，从小就要承受这种痛苦，哪怕呼吸受限、胸部变形也不能例外。

《申报》1925年曾刊登过一个病例，上海16岁少女因为束胸过紧，乳房化脓溃烂，高烧不退，最终不治身亡。还有哺乳期的母亲，束胸导致乳汁堵塞，新生儿活活饿死。

医学专家在《广州民国日报》发文警告，全国女性因束胸导致肺活量下降30%，脊柱侧弯者十占其三，新生儿佝偻病发病率比清代涨了两倍。

到了民国初年，西方思潮涌入，可束胸陋习却变本加厉。女学生以“平胸为雅”，用硬纸板塞进内衣压胸。上海滩的名媛为了穿旗袍显“纤瘦”，束胸勒到呼吸困难，走路都要扶着墙。

这种畸形审美，把女性的身体当成了需要改造的错误，无数人在布条的束缚下默默承受痛苦。

从放足到放胸，女性要回身体自主权

1919年五四运动后，“放足运动”让女性摆脱了裹脚布，可胸部还被紧紧绑着。向警予在广州成立“女权运动大同盟”，2000多名女性会员联名上书：脚能解放，胸为何不能？

她们走上街头演讲，痛斥束胸“残贼身体，违背人道”，呼吁女性挣脱布条的束缚。

真正的导火索，是1926年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姨太因为束胸难产去世。这件事让全社会哗然，人们终于意识到，束胸不光是审美问题，更是关乎生命的大事。

广东省民政厅厅长的朱家骅在会议上拍案而起：“束胸不除，民体难强！”他下定决心推动禁束胸政策，让女性真正获得身体自由。

检查员当街量胸，50大洋逼哭家庭主妇

1927年7月，广东省政府正式出台禁令：三个月内，全省妇女一律放胸，20岁以下者严禁束胸，违者罚款50大洋。学校、工厂发现束胸者，校长、厂长连坐处罚！

政府专门组建了“天乳运动检查队”，队员全是女性，随身携带软尺，在街头、茶馆、学校、工厂巡逻检查。

广州上下九步行街，检查员拦住一位买菜的家庭主妇，用软尺量了量她的胸部，严肃地说：“你这小马甲太紧，不符合天乳标准，跟我们去警局交罚款。”

主妇当场哭了：“50大洋啊，我家三个月的口粮，我不束胸，我男人要休了我！”

汕头的检查现场更热闹，检查员闯入民宅检查时，一位老太太死死护住孙女的束胸布：“女孩子家挺胸抬头，像什么样子！”

检查员没办法，只能联系当地警局，最终老太太交了罚款，哭着把孙女的束胸布烧了。《申报》报道，禁令实施第一个月，广东就罚了300多户家庭，不少人家为了凑罚款，只能卖粮食、当首饰。

也有主动响应的，广州执信中学的女学生们，集体撕毁束胸布，穿着宽松的内衣上课。校长一开始担心家长反对，没想到不少进步家长送来锦旗：“感谢学校让我女儿摆脱苦海！”

这种反差，让天乳运动迅速从广东扩散到了武汉、上海、南京等大城市。

女儿撕束胸布，父亲抡起扁担打上门

运动越火，冲突越激烈。保守派在报纸上连篇累牍骂“天乳运动是淫乱之源”，上海《申报》曾刊登一位老秀才的文章：女子露胸，与禽兽无异，国将不国！还有地方乡绅联名上书，要求政府废除禁令，甚至扬言要“打杀检查员”。

进步派则用行动反击，武汉的女学生们，举着“束胸是杀人利器”的标语，在街头演讲，还展示束胸导致的畸形胸部照片，当然，关键部位肯定是挡着的。

上海影星阮玲玉在新电影里，刻意穿着宽松旗袍，展现自然胸部曲线，电影上映后，“阮玲玉同款宽松内衣”卖断货。

最让人动容的是广州一位17岁的女学生陈淑贞，她的父亲是保守派乡绅，坚决不让她放胸，还把她锁在了家里。

陈淑贞趁家人不注意，砸破窗户逃跑，跑到女权运动大同盟求助。向警予亲自出面调解，当着陈父的面拿出医学报告：“您女儿长期束胸，已经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再继续下去会影响健康。她的身体，不是您的私有财产。”

最终陈父松口，陈淑贞成了天乳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还加入了检查队，上街宣传放胸的好处。

基层执行中还出现了奇葩事，汕头有商家见有利可图，暗中售卖“改良束胸布”，在边缘绣上花纹，声称“符合天乳标准”，结果被政府查获，仓库里堆满了上万件半成品。

长沙有妇女为了逃避罚款，故意用棉花垫胸冒充“天乳”，被检查员识破后罚款，当场哭诉：“不束胸没脸见人啊！”

女教师讲台扯束胸

1927年深秋，广州东校场举行“天乳运动万人集会”。当天来了上万人，有学生、工人、家庭主妇，还有不少看热闹的市民。

会议进行到一半，广州女子师范的教师黄佩兰突然冲上讲台。她穿着旗袍，面色坚定，慢慢解开旗袍纽扣，扯掉里面的束胸布，露出自然的胸部。

全场瞬间安静，紧接着有人大喊“伤风败俗”，也有人鼓掌叫好。黄佩兰站在台上，声音洪亮地讲述自己因为束胸导致的痛苦，呼吁女性摆脱礼教束缚。

话音刚落，台下数百名女性接连站起来，撕毁自己的束胸布，白布条扔了一地，口号声震耳欲聋：“还我天乳！还我自由！”

这一幕被《申报》《广州民国日报》的记者抓拍，第二天登上全国报纸头版。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接连效仿，举行了“撕束胸布集会”。

上海南京路的集会上，上千名女性举着“解放乳房”的标语游行，路过的电车都停下让行。南京的女学生们，把撕下来的束胸布堆在一起焚烧，火焰冲天，象征着旧礼教的崩塌。

就连宋美龄都在公开场合表态：“束胸是封建余孽，天乳运动是文明进步的体现。”有了名人背书，更多女性放下顾虑，主动加入放胸行列。

旧束胸布成“抹布”

高潮过后，政府意识到硬罚不是长久之计，开始调整策略。罚款不再针对普通百姓，转而处罚拒绝放胸的妓院、戏班。上海有个戏班因为女演员束胸演出，被罚款100大洋，戏班老板只能让演员们换上宽松戏服。

同时，政府联合医院、学校开展“天乳科普”。医院免费为女性检查胸部，讲解束胸危害。学校开设“身体美学课”，教女学生正确认识身体，摆脱畸形审美。

百货公司引进欧美进口的乳胶胸罩，打出“解放乳房，从选择义乳开始”的广告。这种“软科普+硬政策”的组合，让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放胸。

保守派家庭的女性也在悄悄改变，广州一位乡绅的太太，偷偷让丫鬟去百货公司买胸罩，怕被丈夫发现，就把胸罩藏在衣服里面。

后来丈夫发现了，本想发火，可看到妻子气色比以前好太多，再也不用扶着墙走路，也就默认了。《广州民国日报》记载，禁令实施一年后，广东女性束胸率从90%降到了30%。

上海的百货公司更是热闹，胸罩专柜前挤满了人。原本被视为“伤风败俗”的乳胶胸罩，成了女性追捧的时尚单品。

商家还根据中国女性的体型改良设计，推出不同尺码，满足不同需求。就这样，曾经的束胸布，要么被当成抹布，要么被扔进了垃圾桶，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结语

三年后，天乳运动逐渐平息，可它带来的改变一直延续的了今天。据统计，当时全国大城市女性束胸率大幅下降，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的束胸率不足20%。

曾经的紧身小马甲进了博物馆，取而代之的是宽松内衣和曲线毕露的旗袍，中国女性的身体曲线第一次堂堂正正出现在了公众视野。

如今，束胸陋习早已消失，但天乳运动留下的精神遗产永存，女性的身体属于自己，追求天然之美、捍卫身体自主权，从来都不是羞耻之事。

那些当年在街头撕毁束胸布的女性，用勇气撕开了旧礼教的遮羞布，为后世女性铺就了一条自由之路。